感情不能代替制度，信任不能代替监督

西方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“性恶论”，假设所有人都是坏的。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，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共识，从而使制度设计走向法治化。

我们的文化强调人性善和 “大多数人是好的”，更希望道德自律和道德约束，注重信任，忽视监督。深入地分析，是缘于面子与人情。鲁迅先生说:“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。”这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不好的基因。监督谁，似乎就是不给谁面子，被监督的人，也觉得没有面子。

传统文化认为：用谁，就要全面地无条件地信任谁，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如孙权之于周瑜，刘备之于诸葛亮，完全地信任，完全地放手，千百年来传为美谈。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情结：自认是赤胆忠心，天地可鉴，但接受不了被怀疑，被监督，视不被完全信任为屈辱。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，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”中西两种文化的源头，使西方惯于对事不对人，中国则亲亲相隐，不言人短，不论人非。这种文化潜意识成为监督制度建设的深层次障碍。

现代人才观认为：疑人可用，用人要疑。人随着环境的改变，世界观、价值观在不断地变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任何人都是可被怀疑的。如果疑人不用，将没有可用之人。只能是在实践中发现人才，培养人才。既要给人才以施展的天地，又要有严格的监管。这就要用制度约束，保持合理适度的怀疑，监督贯之于始终。

人是矛盾的复合体,集善与恶于一身。正是因为人的复杂性，在用人上，要信任与监督并重，以信任弘扬其善，以监督防范其恶。历史已反复证明：权力的制衡、严格的监督远比个人的自觉更可靠。

监督是最大的爱护。现代公民社会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：基于信任的监督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，基于监督的信任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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